1月16日，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入选项目分别是：渭南蒋家遗址、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秦阿房宫前殿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和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
渭南富平永安遗址、西安灞桥张家坡墓地、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为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
202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砥砺深耕，收获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些凝聚着心血与汗水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文明密码提供了关键实证。
渭南蒋家遗址：首次发现庙底沟文化时期双重环壕聚落
蒋家遗址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蒋家村东。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临渭区博物馆组队对其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调查，共清理仰韶时期壕沟、房址、灰坑、窑址、瓮棺葬等遗迹1100余处，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各类遗物。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遗存主体内涵以庙底沟文化为主，还有少量仰韶晚期及秦汉、明清时期遗存。经系统发掘与针对性钻探，考古人员确认该遗址存在仰韶中期双重结构壕沟。这是首次发现庙底沟文化时期双重结构环壕聚落。
考古人员清理庙底沟文化房址5座。其中，F3为一座大型浅地穴式房址，由门道、灶坑、居室等组成，室内面积达220平方米，地面经烘烤、铺垫草拌泥、涂抹白灰硬面多层工艺处理，建造考究。另发现一座拥有罕见对称双火膛结构的陶窑，为研究制陶技术演变提供了关键材料。
蒋家遗址出土陶器丰富，彩陶纹样精美。其中，一件陶质镂孔浮雕人面像工艺精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有一件残高超1.1米的大型陶鼓，为史前礼仪制度重要物证。该遗址出土器物显示出当地与豫西、晋南、长江中游等地区的广泛文化交流。
蒋家遗址项目负责人杨利平介绍，目前已开展碳14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制陶手工业生产等综合研究。研究显示，蒋家遗址仰韶中期气候适宜，遗址周围有大面积的森林、水域、灌丛和草原，生业形态属较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农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次之，兼有少量水稻。
区域调查表明，蒋家遗址仰韶中期聚落现存核心区范围约12万平方米、遗址总规模不少于30万平方米，是所处区域内仅次于北刘遗址的次级中心聚落，体现了仰韶中期聚落的明显层级分化。
蒋家遗址的考古工作为探讨庙底沟文化起源、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提供了新线索、新材料。
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发现龙山时代早期专业化仓储基地
罗家河遗址位于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罗家河村西南。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家河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区位于遗址中心区域，发掘面积约1.42万平方米，共发掘清理灰坑、房址、窑址、墙基、灰沟等各类遗迹1068处，已经修复整理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遗物1002件。考古人员初步判定该遗址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的性质较为单纯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
该遗址功能分区较为明确，中部为仓储区，东部为生活区，西部为陶器生产区。遗迹的主要类型是灰坑，有1010个，形制多样，遍布整个发掘区。22座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多集中于东部和南部，部分存在长期使用与多次修补的痕迹。6座窑址主要位于西部边缘。
仓窖是本次发掘的关键发现。考古人员通过植物考古手段，从规整的袋状灰坑中甄别出17座专用储粮仓窖。个别仓窖底部发现了碳化粟、黍及秸秆编织物。考古人员据此判断，罗家河遗址的储粮设施体量庞大，粮食储量远超聚落自身的生产能力。结合遗址内未见墓葬及封闭的地理环境，考古人员认为，罗家河遗址并非普通农业村落，而是一处专业化的粮食仓储基地，可能通过临近的泾河集散粮食。
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时代特征鲜明。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包括深腹罐、斝、喇叭口瓶等，还有数量较多的槽形板瓦和筒瓦。石器以斧、锛、刀等工具为主，部分石钺可能具有礼器功能。
罗家河遗址项目负责人谢高文介绍，遗址的发掘为泾河流域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对探讨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罗家河遗址可能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阶段以粮食仓储为目的建立的小型聚落。这种以粮食储存与管理为核心功能的专业化聚落的出现，反映了史前社会在资源控制、区域协作方面的重大进展，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实证。
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见证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文化交流与早期蜀道形成
梁鹿坪遗址位于宝鸡市凤县凤州镇梁鹿坪村，西距凤州古城约900米，是陈仓道、连云栈道在宝鸡境内的重要节点。凤州古城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古城墙为明清时期修建，城垣周长约2.5公里，面积约0.34平方千米。
考古人员对凤州古城、梁鹿坪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基本明确了古城的城垣结构及道路布局，新发现了古城内的窑址、桥梁及城南墓地。考古人员对梁鹿坪遗址东部区域进行重点勘探，共发现竖穴土坑、洞室墓102座，时代包括先周、战国、唐宋等，其中以战国墓为主。在遗址南部的先周墓葬，可能将故道开辟利用时代前推至商周之际，为研究早期的周道提供了有力支撑。
考古人员在梁鹿坪遗址东部发掘墓葬21座，发掘清理了包括新石器、商周及战国时期的各类遗存。其中，仰韶时期遗存分布集中，发掘区内遗迹关系复杂；已揭露的7座战国墓葬各具特色，随葬品中既有战国晚期楚式风格的铁足铜鼎，又有巴蜀风格的铜鍪。
通过阶段性发掘可知，梁鹿坪遗址时代延续性较长，包含北首岭下层、仰韶、商周、秦汉等不同时期遗存，且部分遗物兼具南北风格。因此，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讨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文化交流通道、商周之际蜀道的形成过程，以及秦汉以后蜀道演变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确定阿房宫台基起建于连续淤泥之上
2025年，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中部偏东、原聚驾庄村的村庄拆迁区中择点开展考古发掘，取得多项重要收获。
首次在台基东段明确了南缘的准确位置，发现其比以往根据西段推测的复原线向北推移了32米。现有的考古发现证实，阿房宫台基的南缘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根据地势有所调整变化。
确定阿房宫台基起建于连续淤泥之上。发掘区内的阿房宫台基下分布着连续的黑色淤泥，淤泥之下为黄色生土，淤泥中仅见数枚残碎的新石器时代陶片，表明该地在阿房宫营建之前有人类活动。在营建阿房宫之前，该地为一处面积甚大的“水池”或湖泊，阿房宫夯土台基建设于湖底淤泥之上。建造者排干“池”水，并对淤泥进行了统一的“清淤”处理，使其保留相同厚度，从而在淤泥上形成深浅不一的夯筑基槽。这一发现为了解阿房宫独特的选址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对阿房宫营建过程产生新的认知。发掘区内分布上、下两层踩踏硬面。此前，在阿房宫夯土台基内发现多层“路土”，考古人员判断为阿房宫在夯筑中自南向北运土时人员踩踏、车辆碾压所形成。以下层硬面为界，其上的夯土存在土色明显的东西向版筑痕迹。
此外，考古人员复原出具体的夯筑顺序：排干建设区域内“池”水；清理“池”底淤泥，形成深浅不等的建筑基槽，留下的淤泥厚度相近；分块夯筑，发掘区基槽内的夯筑为先南（外侧）后北（内侧）；待基槽内夯土到一定高度后，施工人员用车辆由南向北运土，形成下层硬面；先在硬面北端之北夯筑台基北部，之后逐步南“退”夯打台基南部。这揭示了在大型国家工程的营造管理过程中，营建队伍分工分块、任务明确。
这一成果是战国秦汉大型高台建筑营建技术的突破性发现，对研究阿房宫营建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首次发现“交错叠夯”技术
统万城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镇北部。统万城最早由十六国时期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修建，419年建成，是大夏都城。城址主要由东城、西城和外郭城组成。
2025年，考古人员选择西城南门及瓮城进行发掘，为研究统万城布局、功能分区以及沿革等奠定了基础。
西城南门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两侧墩台与西城南墙相连，为一体夯筑而成。瓮城开东门，因东门两侧墙体开裂严重，为防止坍塌，未做发掘。
通过解剖发现，西城南墙和瓮城墙均有地下基础，基槽内壁为生土，外壁情况复杂，南部用夯土砌筑台基后再开挖基槽。值得注意的是，墙体从基础开始，夯土存在交错叠压夯筑的现象，相邻叠夯之间基本间隔4米，极大提升了西城墙体的整体性。
瓮城内发现大型房址1处、灰坑28处、井2口、灶3眼、沟3条。这些遗迹内主要出土大量条砖、筒板瓦、瓦当等建材，以及白瓷残片、礌石、动物骨骼、少量绿釉、黑釉、骨器和铁器。根据出土器物判断，瓮城内的遗迹和文化层年代基本在中晚唐到五代时期，说明瓮城的废弃年限不晚于中唐。
该项目负责人苗轶飞介绍，此次发掘厘清了西城南门及瓮城的基本形制和修建关系。首次发现大夏最为独特的夯筑工艺，即“交错叠夯”技术，同时兼用纴木、夹筋等夯筑方式，强化了建筑的坚固程度，为我国都城营建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
通过对墙基的关键性解剖，考古人员发现西城南墙和南门瓮城墙体均有地下基础，修正了以往关于统万城平地起夯的认识。考古人员发现，南门墩台两侧及瓮城东门、瓮城墙体有多期修补加固迹象，为判断瓮城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考古人员首次辨识出大夏时期的建筑材料，其中长舌筒瓦和羊角云纹瓦当最具特色。
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发现北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建项目中，抢救性发掘一座北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
墓室放置一座房型石椁，造型精美，装饰图像丰富，以减地平钑（一种雕刻技法）为主，局部施彩绘、贴金，将雕刻、彩绘、贴金工艺融为一体，展现了北周时期石雕技术的高超水准与装饰艺术的审美取向，是研究北朝晚期手工业技术与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图像内容以牛车鞍马图为主，左右配以飞天乘龙、仙人御虎等升仙主题图案。
从出土陶俑来看，该墓随葬陶俑并非关中地区西魏北周时期常见的单模平背陶俑，而是东魏北齐地区较为流行的合模陶俑。这反映出北周灭亡北齐后，对其丧葬文化的吸收。
该墓葬出土墓志清晰记载墓主为“伏波将军张延茂母成夫人”，属于北周晚期明确可考的纪年墓葬，进一步完善了北周时期长安城周边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体系。
文/记者 赵茁轶 本版照片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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